近日，因新冠病毒肺炎爆发，其病毒源被追溯到野生动物，所以连《红楼梦》的吃野味和小说人物的得病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。虽然从学者对《红楼梦》相关内容的梳理中，看不出小说写人吃野味和得病有什么关联，但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另一个更普遍的关联性问题的思考。
在中国古代小说中，有关人的患病和医治方面的书写，常常不是一个纯粹的病理学或者医学治疗问题，而是跟人的道德修养问题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。
早期的志人小说《世说新语》“言语”篇就提到，西晋有一小孩因父亲得疟疾，出门求药时，有人就很不友好地讽刺其父说：像这样道德高尚的君子(“明德君子”)，何以也会患上这样的恶病？小孩反应很快，回答说：专门来祸害君子的，所以称为恶病呀！虽然这样的回答相当机智，堪称教科书式的，但细究起来，该儿童的回答，属于偷换概念，是把对君子的认定转换成了对疾病的认定问题。但小孩之所以不得不偷换概念，是因为他无法反驳当时社会的一个共识，即认为君子凭借自己的道德修养，是能够抵御疾病侵袭的。
随着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，古时的人们已习惯于认为，个人的道德有亏不但会让疾病侵袭自身，也会影响自己的孩子。反过来说，凭借人的道德修养，也可以对疾病产生神秘的治愈力量。当时的志怪小说《宣验记》中有一篇，就颇具代表性。小说写道：
国周氏有三子，并喑不能言。一日，有人来乞饮，闻之儿声，问之，具以实对。客曰：“君有罪过，可还思之。”周异其言，知非常人。良久乃云：“都不忆有罪过。”客曰：“试更思幼时事。”入内，食倾，出曰：“记小儿时，当床有燕巢，中有三子，母还哺之，辄出取食，屋下举手得及；指内巢中，燕子亦出口承受。及取三蒺藜，各与之吞，既皆死。母还，不见子，悲鸣而去，恒自悔责。”客变为道人之容曰：“君既自知悔，罪今除矣！”便闻其言语周正，即不见道人。
这里，叙述周氏三个儿子天生哑疾的病因，完全是冥冥之神对周氏幼年时代杀生行为的惩戒，而一旦周氏有了悔过之意，孩子的疾病无需医治，立马得以病愈。宗教道德原则虽然在小说里起着支配作用，但也不能忽视不同生命体所处认知结构的层次差异所发生的作用。由于燕子、周氏和道人分属于认知世界的三个不同层面，所以，周氏能轻而易举蒙骗燕子吞下蒺藜，却不能理解自己的三个儿子何以会得哑疾。只是当高于他认知水平的道人来启发他时，才把他的认知提到了新水平，并使他对自己的过去有了真诚的悔意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周氏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更深远后果时，燕子相对于人而言的认知局限就不再是一种局限，而人也把自己的认知水平提到了得道之人的高度。小说表明了，所谓的三个层面的认知水平差异，实质上都取决于中间层面的人的所作所为，由人的认知冲突而发展出的情节冲突，才构成了艺术的动人力量。
这样，小说提示笔下人物的行为有着他所无法预知的后果，让人对自然万物心存道德的敬畏，使得这篇小说具有了广泛的隐喻价值。
当然，即便这篇小说的价值可以在隐喻层面得到理解，我们也不能忽视，其情节展开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缺憾，即关于人的生命体的自然机制被基本略过，疾病问题完全与人的宗教道德关联起来，说明这样一种艺术视域，虽然有超越生命体作用的更开阔思考，但恰恰因为这种超越对道德力量过于强调，忽略了对生命机制本身的书写，所以这样的超越性思考，还是过于简单和粗糙的，且不说其中的神秘色彩也会削弱道德的说服力。
相比之下，《红楼梦》有关医病的书写就远为全面而深入。原因一方面当然是洋洋百万字的篇幅，为展示人物的全景生活提供了可能；另一方面，也是作者对医病和道德的关联性问题认识得更为辩证了。
比如小说开始部分写贾瑞病死，这固然是因为受了王熙凤的屡次捉弄，导致风寒入骨，一病不起，但也跟其自身为人不知检点、不能节制欲望有直接关系。“风月宝鉴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对世人的道德修养起着劝诫作用。而接下来连续写秦可卿、秦钟的夭亡，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意思，特别是写秦可卿与贾珍的行为，暗示他们间可能的道德乱伦，曾是红学界研究的一个专题。但直接或者间接暗示人的道德修养与疾病的关联性，仅仅是《红楼梦》书写的一个方面，是作者对传统观念的一种顺应。更重要的是，作者还以另一副笔墨，对这种关联有意作了切割。